5月14日下午，绍兴职业技术学院首届阳明文化节系列讲座暨第41期阳明大讲堂举行，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明教授作题为“水域——阳明学传播的主要载体”专题讲座，向现场师生展示了阳明学如何以“水”为媒，在中华大地乃至东亚文明中奔涌流淌、生生不息。

阳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历经500余年的岁月洗礼，阳明心学始终绵延不绝，其包含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钱明教授主要从事阳明学、东亚比较思想史等研究，著有《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儒学正脉——王守仁传》《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等著作。

钱明教授说，阳明学的形成、传播与发展，存在着“地域性”与“区域性”两种形态，“水域”（“江域”或“海域”）为主要载体。换言之，阳明学的传播路径与当时的水路交通有密切关联，其传入东亚区域也主要靠的是海上交通。其中沿着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的北上之路，与大运河密不可分，大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地带对于形塑地域阳明学具有重要意义。而沿着浙江、江西、福建、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的几条南下之路，则分别与钱塘江、赣江、湘江、乌江、珠江、西江等几大水系相关，亦与各地域性江河密不可分。所以，王阳明讲学教化及其门人后学传播阳明学的重点地区也都集中在大运河及上述几大水系的附近流域。

正因为这些水系所形成的“网络”具有地域或跨地域特性，才使得沿线文化表现出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开放性、通融性和自洽性。这一网络不仅跨越江南、江北的自然区域，而且连接燕赵、齐鲁、中原、江南、华南、西南等不同文化圈，同时还通过浙东运河从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把中国的阳明学“输送”到东北亚等区域。由此可见，自然水路系统既有经济学、社会学的意义，还有文化学、思想史的意义；水域网络地带是传播思想文化的信息通道和线性平台，也是建构地域社会及其文化光谱的重要元素。

钱明教授认为，这些“水域”不仅是地理的纽带，更是文化传播的“动态载体”。它们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智慧，从绍兴的阳明洞天输送至潮州的平民教育，从江右的宗族社会浸润到朝鲜半岛的思想启蒙，甚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播日本，塑造了东亚文明的共同精神图景。

若能以王阳明故乡绍兴为中心画一幅阳明学传播路线图，可勾勒出以下四条线路：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江西、湖南进入贵州并逐渐扩散到滇中、川东南；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浙西北进入江苏、安徽而传播到皖南的池州、宁国、铜陵等地；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浙中进入赣东、赣南而传播到潮州、河源以及漳州、龙岩等地然后又进入泉州和福州；一条是从浙江经过江苏、安徽而传播到北方的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其中还应包括其弟子后学在北京讲学并向四周辐射的辅助效应）。这四条传播线路可以说是引导我们探究阳明学传播史和王门流变史的主要通道。

钱明教授说，以上所有传播过阳明学的地区，又因王阳明讲学背景、传道心境尤其是诸地文化资源和吸收消化程度的不同，而显示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故而在致思取向和学派阵势上都存在不小差异，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亦有明显区别。总的来说阳明学的核心区域有五处，即浙江绍兴、江西赣州和吉安、江苏泰州及广东潮州。

钱明教授介绍，绍兴作为阳明学的发祥地和阳明学说的成熟地，因靠近明代南方的政治中心和经济繁荣地，受到禁学术、毁书院的压力最大，迫害最深，衰微也最快。潮州是粤中心学、江西理学、楚中理学、浙中心学等几大学术力量的交汇处，有勇气超越不同地域文化，调摄各路思想流派，使阳明心学与当地乡土资源相融合，把阳明学与白沙学、甘泉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拓出颇具特色的粤中王门乃至岭南心学。而作为阳明学展开地和极盛地的吉安乃至整个江右，因在朝的阳明弟子较多，官也做得比较大，拥有层层“保护伞”，故而传承最久，辐射最广，影响最大，与宗族社会文化的结合也最紧密，在晚明还与东林党人有重合互动之趋势，遂成为阳明学传播、发展的核心区域。

泰州尽管也靠近政治中心，且地处很重要的淮南盐区，但偏离江南商品经济繁华区，使得该分支较为混杂，师承关系交错，学术宗旨各异，这是南北思想交汇、平民学术崛起的集中反映，故而其思想系统亦别具一格，成为阳明学发展的创新地和变异地，大有与绍兴、吉安等地王门分庭抗礼之势。这一思想系统不仅在泰州地区形成从安丰到淮南中十场再到里下河平原的由内到外的辐射圈，而且还波及浙江、湖北、四川、福建、广东以及南、北直隶等广袤区域，其“外溢”规模堪比宋明时期的各大思想流派，表现出独立于阳明学派的诸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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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2025年5月21日《绍兴日报》）